環境正義-環境社會學的規範性關懷

環境正義：

環境社會學的規範性關懷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發表於「第一屆環境價值觀與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成功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籌備處，1996年11月。

　摘要

環境正義是近年來環境社會學中發展最迅速，運用範圍最廣的領域。它的最主要關懷是在資源逐漸匱乏，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的今天，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被侵佔，以及他們被迫承受主流社會的各種廢棄物毒害之問題。基於此，在實質上，環境正義主張少數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以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乾淨的土地、空氣、水，和其它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權的權利。在程序上，環境正義主張充分的資訊、公開聽證、民主參與、賠償以及生態復原的權利。本文並以全球及台灣原住民為例，說明環境正義觀點的研究取向及其規範性意義。

　壹、環境社會學的興起

在十九世紀，當社會學剛開始發展時，一方面社會學的鼻祖們如孔得及史賓賽大量的借用生物學的基本觀念，尤其是關於演化及生物組織的理論，但是另一方面，後來的社會學家們卻努力的試圖擺脫成為「生物學分部」的一員，及遠離「生物決定論」或「地理決定論」的影響(dunlap and catton, 1979)。當代社會學理論家george ritzer甚至曾主張，早期社會學理論是依與生物學理論相反的方向而開展的(ritzer, 1983: 401)。也就是因著這個關懷，社會學主要理論流派的創始者，尤其是涂爾幹及韋伯等人，均將他們的研究範圍限定於人類社會之內，對於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間的相互影響關係甚少著墨。而即使馬克思早期對於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有較多的論述，如土地與自然資源在資本主義下被掠奪的情形(marx, 1867/1967)，馬克思後期的著作並未對這方面的議題繼續做有系統的探討。

上述現象，一方面正如benton(1994)所認為，為了保持與生物學及心理學的明顯疆界，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排除了對於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間關係的探討。另一方面，在科學、工業及資本主義正帶給人類無限的物質進步之際，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限制或影響的想法，在當時是不容易立足的。因而，社會學的傳統就在這種前輩們建立起的「排除自然環境」之筐架裡建立，直到本世紀中葉(goldbaltt, 1996)。

到了1960年代，主要受到rachel carson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之影響，美國社會開始對自然環境及人們可能對其造成的破壞開始產生關懷。部份社會學家也重新開始探討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關係，而「環境社會學」也在七０年代正式成為美國社會學社的一個領域(dunlap and catton, 1979)。有關環境社會學在七、八０年代的發展及其主要關懷與論述，國內外已有許多文章討論過，本文不擬多費篇幅說明（請參閱dunlap and catton, 1979; catton and dunlap, 1980; buttel, 1987; 蕭新煌，1980）。簡單而言，此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環境社會學論述有兩方面，一個是有關環境價值的，另一個是有關環境的政治經濟學。由catton與dunlap（1979，1980）兩人所提出的「新環境典範」(new ecological paradigm)主張人類應重新認識自己在生物界中所扮演的的依賴，而非主宰之角色，並從而建立一個非剝削的，人與自然和諧的關係。schneiberg（1980）則是由政治經濟的角度來分析環境與社會間的不相容關係，並申論現行的政治經濟體系何以無可避免的導致生產的無限制擴張以及污染的持續惡化。這些作者，以及後來的研究者試圖藉著探討環境與社會間的關係來挑戰與開拓傳統社會學想像的疆界。然而，除了在環境社會學本身領域之外，社會學並沒有因此而產生重大的改變。到了八0年代中期之後，環境社會學也儼然的成為了社會學的一個穩固的領域，與其他領域一樣，走向「專門化」，「科學化」，甚至「客觀化」之路。根據buttel（1987）的說法，例行化（routinization）之後的環境社會學主要的研究面向包括下列：新的人類區位/生態學，環境價值、態度與行為，環境運動，科技風險與風險分析，以及環境的政治經濟學與環境政治。近年來，環境影響評估與社會影響評估也成了環境社會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198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一連串的全球環境危機之警訊，包括車諾堡核災變、臭氧層破壞、森林砍伐、溫室效應、有毒廢料污染、物種消滅、甚至水資源匱乏等，工業化國家人民開始認真地關切環境問題。聯合國更於1992年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第一次的「地球高峰會」以討論透過國際合作的因應之道。在學術圈裏，不論是自然、社會或人文科學都興起了一股環境熱潮。在社會學方面，許多重要的理論家也開始探討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了（如habermas, 1991; giddens, 1994)。而其中尤其以德國學者urich beck有關「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論述（1995）對於社會/自然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有比較清楚的分析。不同於上述歐洲學者從整體的社會影響來討論環境危機，在美國，由於長期以來的種族問題加上缺乏有效的環境監督團體與環境運動，終於導致了八零年代末新的環境社會學論述之興起，這便是有關「環境正義」的論述。

　貳、環境正義論述緣起

環境社會學與傳統社會學的一個最大差別在於它對於社會學研究範圍的預設。除了極少數例外，傳統社會學研究預設社會體系是獨立、完整而封閉的體系。一切的社會關係與過程均在此封閉體系內進行；即使社會學家用到「環境」的概念，所指的也是「社會環境」。然而，環境社會學者指出，社會不斷的透過兩個方式在影響、改變自然環境：資源的擷取與廢棄物的排放(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再者，對社會學而言更重要的是，當自然環境被影響與改變時，它會回過頭來影響人類社會，而社會關係亦將因而受到影響。也就是說，對社會學的關懷而言，社會與環境的關係簡化的來說是一種「社會──環境──社會」的反覆影響過程（圖一）。而在人口愈來愈多，資源愈來愈有限但生產卻又愈來愈快速與大量的今天，由於環境的改變或破壞而引起的社會衝突只會愈來愈加劇。

圖一：環境與社會的相互影響關係

在1987年，長久隱藏於美國社會底層的環境正義問題被一份報告書掀上台面。這便是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發表的「有毒廢棄物與種族」的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美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社區長期以來不成比例的被選為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理地點(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這份報告立刻震驚了少數民族社區及許多環境學者與環保運動者，並引發了許多地方的抗議事件。許多相關的研究也一一的呈現出在美國境內，非白人遭受各種現代物質文明的廢棄物──有毒廢料、垃圾、核廢料等之機會要比白人大得多。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在1980年代末期，美國南方所有的有毒廢物處理容量中，有63%是在黑人社區，而黑人在南方只佔總人口的約20%。就全國而言，五個最大的商業有毒廢物處理場中，有三個是座落在以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為主的社區（bullard, 1990）。其實，同一位研究者在更早的研究中便指出，在休斯頓市，八座焚化爐中的六座及所有的五個垃圾掩埋場都位於以非洲裔美人為主的社區。另一個焚化爐則位於拉丁裔為主的社區(bullard, 1984)。同樣的，原住民也往往是環境破壞的直接犧牲者。由於垃圾處理場愈來愈難尋覓，全美各地的原住民保留地便被積極的物色為大型掩埋場所在地，包括1991年一個在南達科塔州rosebud保留區的6,000英畝垃圾場計畫。這個計畫被諷斥為「與垃圾共舞」（bullard, 1993a）。此外，美國境內的核子試爆都是在原住民的土地進行，而全美14個被考慮選為核子廢料儲存場的社區中，有11個是原住民社區（gedicks, 1993，1995）。再者，白人在原住民保留地大肆開採鈾礦，且不重視輻射安全的結果，也造成了當地原住民很大的健康影響（robinson, 1992）。

雖然有些人試圖將上述的現象解釋為純經濟因素，也就是說是經濟的因素──少數民族社區附近的土地比較便宜──而非種族因素，促使政府及企業將廢棄物傾倒在少數民族家園。然而，許多的經驗研究都一再顯示，族群是作為預測有毒廢物丟棄場及垃圾處理場設置地點的最好指標（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bullard, 1990; mohai and bryant, 1992）。同樣是經濟條件較差，土地價格較便宜的白人社區，就沒有遭遇到如上述少數民族社區一樣嚴重的垃圾與毒物入侵的問題。因此，有些學者便將上述現象稱之為「種族歧視的環境政策」（environmental racism）（bullard, 1993b；紀駿傑，1993）。這裡所指的歧視不止於公開，或是帶有強烈主觀動機的歧視行為；它也包含政府或企業的法令規章與執行系統中已鑲嵌入歧視因素的「制度性歧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不過，較多的學者選擇「環境正義」這個更廣泛的詞來使用，它也已逐漸成為通用的詞彙。

環境正義議題的提出，在美國境內引發了黑人強烈的抗議與不滿，而其背後也包含了許多複雜的歷史情結。六零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經過了七零年代的退燒，到了八零年代已經不再引起白人的熱烈關切，而黑人的社會經濟處境卻仍未獲得適度的改善。在八零年代，新的環境議題吸引了多數白人的關懷，尤其以自然生態的維護以及鯨、海豚、白頭鷹、犀牛等大型哺乳動物的保護最受眾人矚目；許多重要的大型民間環保組織（如wwf及sierra club）都將主要的人力與物力投注與此。然而對於大多數黑人而言，這些生態保育與野生動物保護離他們太遙遠；他們有著更迫切的日常問題等著去面對與解決。白人的這些片面之環境關懷除了是一種菁英主義之外（bullard, 1990），更是無視於其它重要的環境毒害以及社會、族群正義之行徑。對黑人而言，環境保護的第一要務與最重要手段便是社會正義的實現。

「正義」這個概念，是所有現代民主國家所關切與倍受探討的主題。早自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開始，就對正義的概念有了廣泛的探討。十八世紀以來，歐洲民主國家興起，民主理念中的平等精神也正是正義概念裡最主要的主張。然而，與民主制同時發展的資本主義卻帶來了社會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這使得許多社會科學家及政治哲學家致力於對正義／平等問題的研究。涂爾幹(e. durkheim)在它的《分工論》中提到，由於社會分工愈來愈細，造成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涂爾幹認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任務並非財富的創造，而是正義的推展以減除因不平等而帶來的弊病(durkheim, 1984: 321)。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著名的《正義論》中對正義的概念及其相關議題有詳盡的論述。他提出了兩項正義原則，其中除了論及基本的平等自由權及機會均等原則之外（詳見《正義論》），還強調所謂的「差異原則」。羅爾斯認為，對於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使其符合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成員得到最大利益(rawls, 1971)。也就是說，羅氏希望透過社會的再分配或補償程序，使得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成員，能取得較平等的地位。基本上，羅爾斯的正義論述中凸顯了對社會中弱勢份子的關懷，他主張社會不應為了讓一些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同時，不能為了讓許多人享受較大的利益而正當化少數人的犧牲。對羅爾斯而言，正義原則下的公民自由平等權是確立不移的，它不能被社會中的政治交易或不同社會利益的權衡而有所限制(rawls, 1971: 3-4)。同樣的，tocqueville在其著名的《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談到，民主國家在形式上賦予公民自由平等權，並奉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在此社會原則之下卻容易形成「多數總是對的」之道德權威，甚至以多數為名而濫用權力來壓制少數，造成所謂的「多數暴虐」(tocqueville, 1966; 張震東, 1991)。tocqueville警告，民主社會若不警覺於多數暴虐的可能後果，一切民主制想維護的平等、自由等價值將歸於烏有。

上述有關正義論述在全球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二十世紀末，開始被引用來論述有關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所遭遇的環境議題。由於工業資本主義無止境的擴張趨勢，自然資源的擷取，廢棄物的製造，土地的開發利用等行為更形急遽，導致愈來愈多的社會成員直接或間接的面臨生態環境破壞、污染、被迫遷迻等威脅。這些威脅更促成了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衝突（污染者／被污染者；主張開發者／反對開發者等等）。除非我們改變目前的生產模式與生活方式，這些衝突是不可能被消除的。環境社會學者schnaiberg與gould因此視上述現象為環境與社會間持久性的衝突(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環境正義，簡單的說便是因環境因素而引發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關乎強勢與弱勢團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根據羅爾斯的差異原則，作為社會最弱勢的少數民族理應獲得政府的優惠待遇。即使我們不同意羅爾斯的差異原則，不論是透過實質正義或程序正義的原則來檢視，社會上的強勢團體均無法自圓於將污染物棄置於最弱勢、且最沒有能力應付污染問題的人們的家園之作法。而這也正是環境正義的規範性關懷。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將廢棄物倒在少數民族或弱勢團體家園的作法，是一種將成本外部化(externalizing the cost)的作法。按理說，生產廢料者有責任將廢料妥善處理，使其不致危害他人；若生產者沒有能力妥善處理廢料，則根本不應從事該項生產。然而，在資本主義最大化利潤的邏輯之下，企業或個人均試圖將處理廢物的成本轉而由全體或部份的民眾來負擔。於是，處理空氣污染、水污染、有毒廢物、垃圾…等的成本便轉嫁到附近居民甚至全球人民身上，以土地毒化、食物中毒、飲水污染、健康受損及生活環境惡化等不同形式展現。在污染者尋求「最小反抗途徑」(least resistance path)之下，少數民族或弱勢團體便是這些行為下最大的犧牲者。問題是，這些行為為什麼會被允許呢？答案是複雜的，牽涉到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交錯面項，本文無法在此詳論（請參閱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 goldblatt, 1996）。作者主張，資本主義的邏輯排除了企業自發性的妥善處理廢棄物的可能性，唯有靠政府與民眾的力量才有可能讓生產廢棄物者負起妥善解決的責任。然而，在今天全球絕大多數政府都與企業界維持相互依存關係的情況之下（在台灣，執政黨根本就是最大的企業主），民眾的直接挑戰污染者與間接透過對政府施壓來解決污染，才是改善上述問題的可能方式。

然則，環境正義的議題並不局限在廢棄物的處理上或少數民族議題而已。前文提到，人類社會藉著兩種方式在改變與破壞自然，廢棄物的傾倒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透過資源的擷取，人類也不斷的在重塑大自然的面貌及引發生態危機。而往往，改變大自然、擷取自然資源的人，並不需要擔負生態危機與自然反撲的後果（至少不需要立即擔負）。例如，跨國企業在亞馬遜及東南亞雨林砍伐樹木及採礦所造成的土壤流失、水污染、動植物死亡及其它的生態破壞是由當地原住民的健康與生存來支付的。再者，強勢團體與族群也往往在擷取完自己周遭的自然資源之後，轉而去搶奪其它較弱勢族群與團體的資源。在此過程中，不但因而改變、破壞了當地原有的自然生態，更造成對當地人民的迫害。不少學者便主張，過去數百年來，歐洲人的全球擴張史，其實便是歐洲人掠奪其它人種的生態資源歷史（catton and dunlap, 1980），因而是一種「生態殖民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crosby, 1986）。以歐洲人對美洲的殖民為例，為了有效的控制與擷取美洲的土地、農作、皮毛、礦產等為主的資源，歐洲人不但殺害與迫害美洲的原住民，還奴役非洲的黑人來幫助白人更迅速的遂其生態殖民之願。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得知，環境正義命題涵蓋廣泛的社會個人及群體，由地區、國家乃至國際間的環境議題都是其關注對象。

　參、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

雖然不同的學者對於環境正義有不盡相同的見解，但他們的基本觀點都是大同小異的。bryant主張，環境正義是有關「由文化規範與價值、法則、規則、行為、政策、以及決斷力來支持的永續社區，在此社區裏的居民可以放心的在一個安全的、滋養的與有生產力的環境之下互動」（bryant, 1995a: 6）。本文作者則認為，環境正義觀點最重要的面項在於表達下述主張：人類社會在大量的剝削大自然以創造物質文明，產生交換價值及累積資本之餘，其所產生的社會不可欲物質（包括垃圾、有毒廢棄物、核廢料等），往往被社會中（或國際上）的強勢群體及資本家以各種手段強行迫使弱勢群體接收及承擔。而這些弱勢群體本來就已經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受害者（實質不正義），他們對各種危害也最缺乏認識與最不具抵抗力；如今卻仍得在非自願的狀況下遭受各種由生活環境的毒害所帶來的威脅（程序不正義），可說是雙重的社會不正義。然則，也正是因為強勢群體可以恣意地、廉價地解決廢物，他們便不須立即面對及有效的處理這些廢物，地球環境也就一天天的遭受破壞。基於此，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包括少數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乾淨的土地、空氣、水，和其他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權的權利。

環境正義觀點雖然反對弱勢群體的家園被當成社會中的垃圾場，它的終極目標卻不是將這些社會不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廢物送回原生產者（雖然這可以是其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是從根本防止不當的資源剝削行為之發生及危害環境的廢棄物之生產與擴散。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方式終究會複製於人群間的關係；當有一些企業或資本家肆無忌憚的剝削與破壞大自然時，必定會有另一些弱勢群體要被迫承受後果。因此，唯有當人類社會能以一個新的、友善的態度與永續經營的方式對待大自然，人類社會之間的剝削關係才有可能獲得改善。基於上述的信念，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在1991年十月草擬了一份「環境正義基本信條」，在十七個條文中包括下列各項：

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神聖性，生態調和，物種間的互賴性以及他們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

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是基於所有人種的相互尊重與正義而制訂，去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見。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基於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維生的地球永續性之考量，以倫理的、平衡的以及負責的態度使用土地及可再生資源。

環境正義呼籲普遍保障人們免於受核子試爆及採取、製造、和棄置有毒廢棄物與毒品之威脅；這些威脅侵犯了人們對於享有乾淨的空氣、土地、水及食物之基本權利。

環境正義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之自決權。

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所有的毒素、有害廢棄物及輻射物質，而過去及目前的生產者必須負起全責來清理毒物以及防止其擴散。

環境正義要求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權利，包括需求評估、計畫、付諸實行與評估。

環境正義強調所有工人享有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而不必被迫在不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失業之間做一個選擇的權利。它同時也強調那些在自家工作者免於環境危害的權利。

環境正義保障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賠償，傷害的修繕以及好的醫療服務。

環境正義認定政府的環境不正義行為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宣言及聯合國種族屠殺會議（convention on genocide）的行徑。

環境正義必須認可原住民透過條約、協議、合同、盟約等與美國政府建立的法律及自然關係來保障他們的自主權及自決權。

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都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來清理與重建都市與鄉村地區，使其與大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提供公平享用所有資源的管道。

環境正義要求嚴格執行告知（被實驗/研究者）而取得其同意的原則，並停止對有色人種施行生育、醫療及疫苗的實驗。

環境正義反對跨國企業的破壞性行為。

環境正義反對對於土地、人民、文化及其它生命形式實施軍事佔領、壓迫及剝削。

環境正義呼籲基於我們的經驗及多樣文化觀，對目前及未來世代進行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教育。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個人做出各自的消費選擇，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及製造最少廢物為原則；並立志挑戰與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確保大自然的健康，供我們這一代及後代子孫享用。

(hofrichter, 1992: 236-9，作者譯)

這些信條包含了廣泛的國內及國際間的環境議題，並道出了人類與自然間關係的基本主張。由這些條文中，我們也可以確定環境正義的命題是具有高度規範性意義的。它一方面關懷自然環境被人類破壞，另一方面更是認為強勢族群與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害是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因而，它主張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平等而和諧的對待；任何違反此原則的行為與主張，都是它所批判與打擊的對象。

此外，環境正義也必然是關乎各種政治經濟不平等之去除的要求與行動。前述少數民族或弱勢團體的家園之所以成為強勢群體環境殖民的對象，最主要的客觀原因便是兩者間的不平等。強勢團體藉著優勢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力量，對於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之使用權與使用方式行使主導權或根本的搶奪，而後者往往沒有能力來反抗這種環境入侵。更有甚者，愈是貧窮地區的人民，愈有可能基於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接受各種半強迫、「飲酖止渴」式的環境殖民，如接受有毒廢料或核廢料的掩埋。因此，許多環境正義學者都主張，唯有去除貧窮，減低社會及國際的各種不平等，環境正義的目標才能逐漸達成（bullard, 1990; bryant, 1995a）。即使短期內這些要求平等的實質正義目標無法達成，我們也有必要透過程序正義的手段來達到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環境權益。

capek（1993）便提出個人、社區或少數民族在面對可能的環境不正義時，應有的四個基本權利，他們是：（1）充分資訊的權利（2）公開聽證的權利（3）民主的參與及社區團結（4）賠償的權利。這些基本權利的提出，除了最主要在保障居民的自主性、資訊權與參與權的程序正義之外，也兼顧了萬一居民受害時應得到的補償之實質正義。不過，作者認為capek至少應再加第五個基本權利才較符合環境正義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復原的權利。如此一來，不但能確立政府或污染者/破壞者必須負起生態回復的責任，當地居民的長久環境安全也才能得到保障。

由於環境正義的議題在過去十年間在族群關係極端敏感的美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懷，美國政府也在1994年由克林頓總統頒佈了名為「聯邦政府針對少數民族與低受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行動」的行政命令。此行政命令除了責成各級政府需關注其施政範圍內環境正義原則的尊奉之外，並組織一個跨部門的環境正義委員會來統籌相關事項的推行（bryant, 1995b: 221-6）。當然，上述措施固然是一個好的開端，環境正義並不會因為政府的這些措施而得到應有的關注。況且，這道行政命令的影響力僅止於美國國內政府機構。對於私人企業的作為，以及眾多跨國企業在全球持續進行的環境殖民行徑，如輸出有毒廢物、煙草，中南美洲的農業殖民，以及全球各地的開採礦產等，並不具任何的約束力。環境正義的實踐，仍是必須仰賴民眾的積極行動才可能獲致。

肆、環境正義的相關研究面項：以全球原住民為例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相當多有關環境正義的理論性及經驗性研究出現(bullard, 1990, 1993b;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 szasz, 1994; bryant, 1995b)。這些研究不但觸及的地理範圍很廣，他們所著重的議題也各不相同；包括南北不平等關係，全球原住民的遭迫害，跨國企業的擷取各地資源，少數民族的迫害，以及女性與孩童健康的傷害等種種現象都可以藉由環境正義的觀點來分析。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在此詳論。以下僅以全球原住民所遭受的環境殖民主義之影響為例來呈現環境正義觀的研究取向。

一般而言，原住民泛指在一地居住數代以上，有獨特的語言，風俗，習慣，過著與該國強勢族群不同的，且較少使用現代科技的生活方式。根據一項統計，目前全球約有五至六千個原住民族群，散布於各大洲、諸島嶼(durning, 1992)。從冰冷的北極到炙熱的沙漠；從全球物質生活最富裕的北美、歐洲到最貧窮的非洲都有原住民的蹤跡，其中尤其以熱帶雨林區最多。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已經比五百年前歐洲白人開始大肆掠奪全球土地與資源之前減少大半了。原住民過去曾佔有全球絕大多數土地，現在則依不同的定義，僅保有地表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九的土地。就人口而言，它們的數量約在兩億到六億之間，視我們是否包括一些未建立國家的大族群，如庫得族、藏族、祖魯族等而定。不過，較多數學者的認定是兩億五千萬人左右(davis, 1993; burger, 1990; durning, 1992)。

原住民在過去由於生活方式簡單，且大都仰賴當地自然資源維生，再加上現代科技的使用有限，他們與周遭環境多能保持和諧的關係，不致於大肆破壞當地生態。然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廣化和深化，他們舊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族群的生存都飽受強勢族群「環境殖民主義」的威脅。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重視原住民的生存權及他們所能提供現代社會學習與醒思的地方。而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及1993年的國際原住民年都在提醒世人必須重視原住民的人權及他們傳統知識的貢獻。然而，這些微弱的呼聲卻阻擋不了資本主義的引擎；每年在全球各地仍有許多原住民族遭受不同層度的摧殘。

原住民族群的遭迫害不但是嚴重的人權問題，它也是全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的毀滅，以及重要生態知識的從此消失。更有甚者，一但全球原住民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捍衛的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及提供其它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將隨之消失。如此一來，人類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被受威脅。換句話說，工業資本主義對全球原住民施行的環境殖民主義除了是環境不正義之行徑之外，亦是自掘墳墓的作為。

直到1980年代之前，原住民議題仍未被世人所普遍重視。隨著生態危機意識的擴散及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倡導的人權主義之高漲，原住民議題才逐漸成為學院內外人事所共同關心。從生態的觀點而言，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地表上非原住民居住與活動的自然環境大都已經被人類改變與破壞迨盡，而唯有原住民傳統活動領域內的生態體系得以被大體上完整的保留下來。這些生態體系也因此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後堡壘。國家地理雜誌在1992年完成的一項中美洲原住民與森林研究就證實了巴拿馬kuna原住民對該地所做的陳述：有森林的地方就有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地方就有森林(durning, 1992：15)。同樣的，從南美的亞馬遜河流域到中美洲、非洲、南亞、東南亞、新幾內亞及大洋洲的熱帶雨林裡都居住著一群群的原住民部落。而只佔地表6%面積的熱帶雨林卻可能擁有超過地球一半生物，因而也正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區域(wilson, 1992; mcneely, ect., 1990)。換句話說，原住民是全球生物最多樣地的守護者，由於他們的存在，維繫自然生態體系的動植物基因庫的保存才有可能。

除了上述原住民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保存了完整的生態體系與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外，由於他們長期與大自然互動，他們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著豐富的知識。這些包括四時的運行、氣候的變化、動物昆蟲的習性、植物的藥用等等寶貴的知識都保留在他們語言、風俗習慣與生活中。「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就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山地、旱地等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理的經驗(the world commi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2)。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與流傳。因此，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識。

即使有著上述對全球人類的多重意義，原住民目前在世界各地仍遭受各種無情的生態迫害，甚至滅族的威脅。這些迫害與威脅主要來自下述：

（一）政府選擇原住民傳統家園做為核子試爆與堆放核子廢料的地方

幾乎所有的核子試爆都發生在原住民族的傳統家園：美國內華達州的shoshone族，南太平洋的kiribati島民族，西伯利亞的yakut與komi族，澳大利亞的原住民，中國的維吾爾族，以及阿爾及利亞的bedouins族等（durning, 1992）。再者，包括美國及台灣等國家亦將核子廢料堆放在原住民的家園。此外，由於原住民直接仰賴大自然提供的資源過活，他們對環境破壞最敏感，受害也最大。chernobyl核子災變之後，北歐的sami人便因其食物來源──魚、野果、馴鹿肉與奶──受放射線感染而使他們的生活遭到極大的影響。

（二）外來人口的侵入與逼近(encroachment)及強勢文化的滲入

由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耕地分配不均，人口增加迅速，農業用地愈來愈顯不足，原住民的家園便成為各方覬覦的焦點。在此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往往也漠視，甚至鼓勵外人的入侵。以巴西為例，這個極少數富人擁有大多數土地的國家，許多沒有耕地的農民只好前往原住民居住的亞瑪遜林區砍伐樹木以成為農地與牧場。巴西政府在過去非常鼓勵民眾的這種行俓，因為它可以延遲國內對於土地改革要求的壓力(adams, 1990)。外來人口的入侵，使得原住民的活動領域逐漸減少，生計更形困難，甚至因傳染病及和外來者的衝突等而導致族群存亡的危機。此外，強勢文化挾其優越的資源，藉宗教、教育系統及大眾傳播媒介滲入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傳統文化造成強大的衝擊，甚至導致政治組織與文化信仰解組，使人們無所適從。上述現象尤其是容易造成年長者與年輕一輩之間的「隔代衝突」。

（三）國家及資本家常以私有化及更有效使用為理由搶奪原住民土地

對全球多數原住民而言，土地並非一種商品，可被私人所擁有與買賣的。相反的，人才是被土地這「大地之母」所擁有；土地具有無可侵犯的神聖性及賦予活動於其上人民的生存與認同之泉源。同樣的，土地上的樹木、動植物，水裡的魚蝦等也不屬於人類的「資源」，而是與天、地、人息息相關的生命(beings)，共同構築了社會與精靈世界(davis, 1993)。即便是我們認為無生命的山岳、河流與石頭，都被虔敬的對待，如同西雅圖酋長視河流為兄弟，山岩峭壁為一家人一般。

因此，相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土地私有化原則，原住民往往僅有對土地共同經營、使用的「部族共享」制，而無地契、所有權狀等土地私有制下的文件。然而，多數國家的政府並不認可原住民對其世代居住領域內土地的共同擁有權；即便原住民的擁有權被認可，他們也往往不受到尊重與保護。國家往往以「國有化」的名義接管原住民所居住的森林、水域，結果不但造成原住民經濟、社會、文化的崩解，更加速了該地的森林砍伐與資源的剝削。

此外，全球許多原住民仍實施傳統的燒墾與游耕，讓土地可以休養生息，而不被過度剝削。然而，在強勢民族看來，這些土地並沒有被好好的利用，並以此名目而將其收歸國有或轉為私人所有。在這種外人虎視眈眈的壓力之下，有些原住民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而作了違反傳統土地經營的措施。例如瓜地馬拉就曾發生原住民為證明土地是他們所有且正有效的被使用，只好將森林砍伐並開闢成他們並不真正需要的牧場的例子。

（四）政府以成立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的名義，侵佔原住民的歷史家園，並限制原住民的許多傳統經濟及文化活動

由於國際上保育的呼聲逐漸升高，全球各國紛紛在近幾十年來成立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及生態保護區。然而，正如同前述的開發現象一般，國家公園及保護區一定是選在雨林裡、高山上及其他偏遠的，人類活動較不頻繁的區域，而這些區域往往又是原住民的家園與活動場域。在「生態保育」的美名之下，政府無視於原住民在當地生活了數個世代以上的事實，強在他們的家園裡成立國家公園及保護區，並以「籬笆與罰款」（fences and fines）的強硬手段來執行其隔離居民與國家公園/保護區政策（wells and brandon, 1992）。原住民往往被迫遷出家園及改變傳統生活習性（如禁止狩獵、採集野生植物等），造成他們生計與文化上極大的傷害。而在有限的經濟及政治資源之下，他們往往無法得到應有的照顧或補償以回報他們的犧牲自己土地及生活方式；他們被迫臣服於新加於他們身上的限制及改變。因此，他們對於這些公園及保護區往往存在著很大的敵意；或公然的反抗政府措施、或對於新的政令採取消極的抵抗。然而，也正是因為得不到當地原住民的支持，政府原先保護環境的目標往往因此而大打折扣。包括肯亞的masai mara動物保護區、秘魯的yanachanga-chemillen國家公園以及台灣的玉山和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原住民都曾遭到上述的壓迫（wells and brandon, 1992; 紀駿傑與王俊秀，1995）。近年來，由於新一代的「人居公園」論述之興起，主張人與自然能和諧相處，資源可被永續利用，過去因著「人類必然是自然的破壞者」之信念而建立的「無人公園」典範才被打破（west, 1991; wells and brandon, 1992）。許多國家開始允許居民住在國家公園/保護區裡，並使用其資源，原住民在這方面所遭受的迫害才漸趨緩和。

（五）強勢文化的所謂的「發展」與「開發」，包括林木採收、採礦、採石油、水力資源利用（淡水資源與水力發電廠）、放牧等行為

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深度化正發展到了巔峰（癲瘋？），而此時期的特性之一便是，過去幾百年的擴張行動，已經將地球表面容易獲取的能源及資源消耗迨盡，因而必須更深入高山上、雨林裡及其他偏遠地區尋求新的牧場、石油、礦藏、原木、水資源等物質。然而，這些地方又往往是原住民長期居住也是他們唯一能適應的家園。主流社會的「開發」行為，往往也就代表著原住民的浩劫。人類學家shelton davis就認為，每次的「全球經濟擴張」其實就是對全球自然資源與原住民族的破壞與侵佔及其文化的摧毀－－黃金，毛皮貿易，蔗糖，咖啡，可可，熱帶水果，以至近代的橡膠，石油，稀有礦物，原木等都屬之(davis, 1991)。過去五百年來，西方社會為了剝削自然資源，因而迫害亞、非、拉、及大洋洲的原住民族；而如今，以西方世界及日本為首的跨國企業更是結合各地的政府及資本家對原住民的傳統居地進行資源的剝削。

在南美的厄瓜多爾，石油的開採加上外人的入侵放牧正嚴重的威脅quichua等族人的生存(macdonald, 1992)。在馬來西亞的沙勞越，由於過去30年來，三分之一的森林已被砍伐，當地原有的約一萬名penan族人只剩450人仍繼續以森林為生，其餘的人都被迫遷入村莊與城鎮裡（burger, 1990）。而正如森林砍伐正嚴重地威脅著全球各地居住在熱帶雨林裡的原住民，水庫興建幾乎已經成了他們後天取得的「天敵」。從挪威的sami，美國的sioux，乃至於蓋亞那的akawaio以及巴基斯坦的chakma都曾經或正遭受水庫的威脅。有鑑於原住民不斷的遭受上述的迫害，「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就強調，「人類社會正進行著一極度諷刺的現象，當發展擴及雨林、沙漠、及其他孤立的環境之後，它傾向於將唯一能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文化給摧毀掉」(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15)。再者，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光是在1980年代，全球原住民因為上述的「開發」行為而遭到強迫遷移命運的就有約有35萬人之多(wilmer, 1993)。而遠離了他們的傳統家園及生活方式之後，這些原住民注定是要喪失他們許多文化傳統與寶貴知識的。以目前而言，全球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最嚴重的便是因著上述的「開發」行為而來的。

上述全球原住民所遭受的威脅及迫害中，第一項為前述的強勢族群丟棄廢棄物（及危險物）於原住民家園之行徑，後四項則屬侵佔與搶奪原住民資源之舉動。他們不但是嚴重的侵犯原住民人權、生存權與文化權的問題，也間接的透過破壞全球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而影響了全人類的長久安危。因為藉著保衛他們自己的家園，全球原住民其實也幫地球保護了僅存的生物多樣性免於遭受破壞的命運，而一旦原住民遭迫害，當地的生態也就跟著遭殃。環境正義的觀點，幫我們釐清了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資源擴張與廢物排放的必然邏輯，以及在此邏輯下，全球原住民面臨的多重環境殖民之威脅來源與途徑。它也清楚的指出了，當原住民遭受環境不正義的迫害之後，該地的自然生態就緊接著會被摧殘了。環境正義的維護，正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最重要面項與方法之一。而環境正義的規範性意義就在於使我們在面對上述現象時，毫不猶豫的選擇要站在哪一邊。這也是前述的許多環境正義研究者所共同採取的態度。的確，在面對全球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時，社會科學家是必須挺身從環境正義的觀點來發言與行動的。

愈來愈多的原住民族群因為外來的壓迫而積極的從事捍衛自己家園的活動與運動，這些都是需要外人，尤其是有論述與行動力量之學者積極支援的。在前述的沙勞越，漫無止境的森林砍伐不但摧毀了penan族人的傳統家園，也污染了70%的河川，因而將該地的野生動物、鳥類與魚類殺死。在1987年，以penan族人為主的當地約2,000名原住民開始在主要的林道設置路障以阻止壓路機及材車的進出。馬來西亞政府不時以逮捕及威脅的手段來清除路障，但這些並沒有遏阻penan族人的決心（burger, 1990; hurst, 1990）。penan族人保衛家園行動若要成功，有賴國際社會更多的支持及對馬來西亞政府更多的壓力，否則沙勞越的原住民、雨林及該地的生物多樣性一定遲早被壓路機一起剷除。

同樣的，巴西政府及美國為主的國際資本家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對亞瑪遜雨林的「開發」行為及當地許多原住民族群遭受的迫害（及滅族）的情形已經出現在許多的研究中（請參閱davis, 1977; de onis, 1992）。在經歷了外來者的入侵、砍伐森林、採礦、污染水源、殺死河裡的魚，再加上各種傳染病散播的威脅之後，許多原住民族群開始採取了實際的手段來保護他們的家園。而也正因為他們的行動，加上國際人權與環保團體的支援，巴西政府才在1990年前後劃定70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原住民保留地，保護他們及雨林免於繼續受到採礦及伐木公司的蹂躪。在仔細的研究過亞瑪遜雨林的歷史與原住民之後，de onis（1992）就主張，要想保住亞瑪遜的生態就一定得要先保住當地的原住民。

全球許多地方的原住民也在近年來紛紛站起來反對即將破壞他們家園及當地生態的水庫計畫。同樣在巴西，政府為了未來25年的工業、礦業及城市的電力需要而計畫建造136個水壩，其中有68是在原住民的傳統家園。若成功的被建成，這些水庫將會淹沒將近25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並迫使500,000人遷離家園。自從1988年開始，亞瑪遜雨林裡的kayapo族人便開始組織起來反對在他們的土地上興建水庫。他們的領導者到世界銀行總部遊說他們終止對巴西政府的該向貸款，並拜會美國、歐洲的國會議員。在1989年，他們在水庫預定地召開了國際會議與記者會，並吸引了大量的媒體及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由於他們的行動，巴西政府終於終止了在kayapo家園附近的五個水庫計畫（burger, 1990）。他們的行動，不但整救了自己的家園，也保住了該地的生物多樣性。

原住民的保衛家園行動，並不限於熱帶雨林。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一個將會淹沒約四分之一個台灣大的水庫計劃james bay project第二期工程正威脅著當地的約一萬個cree族人及五千個inuit族人的家園（gedicks, 1995)。在為保衛家園而反水庫的運動中，cree族的一位酋長就曾喧稱：「唯一有資格在我們土地上見水庫的民族(people)是水獺」(durning, 1992：20)。而在台灣，近年來魯凱族人也為了反對將淹沒他們家園並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的瑪家水庫而奮戰不休。

以上所舉，不過是目前全球眾多原住民挺身為保護自己家園與生活方式而努力的少數例子。雖然他們的努力有不少是成功的，但有更多失敗與悲慘的例子不為我們知道。原住民的這些行動，主要目的絕非是為保護地球的生態與生物多樣性。但在他們保衛家園與文化的同時，有更多的生物多樣性被保留下來了。這也提供資本主義主流社會更多的緩衝時間來思考目前的破壞生態危險之旅並採取適當的行動。而在此同時，國際社會除了必須有更多的民間團體及學術界聲援與幫助原住民的行動之外，更應檢討導致生態危機的工業資本主義本身。在台灣，環境正義觀點也可以帶我們進入許多的與原住民有關之研究與思考領域。紀駿傑與王俊秀（1995）便是從環境正義的觀點來探討國家公園在原住民家園建立而產生的衝突。他們主張，在台灣，以漢人為主的社會在過度的剝削自然，破壞自己的生活環境之後才開始思索要保留住最後的淨土。而原住民世世代代與他們周遭自然環境保持和諧的關係，永續的利用資源，使山林的生態大致保持了原貌。政府卻以國家的名義強行侵奪他們的傳統家園，限制他們的資源使用權，因而引發了衝突。同樣的，對於日漸匱乏的水資源問題，漢人政府不但不認真檢討目前的水資源政策，水價政策，工業政策，山林濫砍問題，反而將問題轉嫁到原住民身上，要以興建淹沒魯凱族好茶家園的水庫之環境殖民主義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再者，核廢料的問題更是全台最嚴重的環境不正義以及環境種族歧視之行徑。蘭嶼的雅美人在過去十多年來飽受了漢人的核廢料這個現代超級惡靈的威脅，這些原本與世無爭的海洋民族再多的吶喊與抗議都無法促使台灣執政者的改變政策。然則，雅美人也被迫「補貼」台灣的核能發電，使核廢料問題得以被當權者忽視直至蘭嶼的儲存場即將堆滿的今天。而也正是因為核廢料可以被政府輕易而蠻橫的倒在雅美人的家園，居住在台灣的人們不但得繼續活在現有核能電廠的威脅之下，新的核電廠還被政府肆無忌憚的推出。如今，在蘭嶼儲存場即將滿載之際，台灣政府仍不改其環境殖民心態，試圖以經濟賄賂的方式在花蓮縣原住民為主的鄉鎮尋找核廢料儲存場。在面對這種持續環境不正義的狀態，作者必須重申過去的主張：「以目前台灣處理核廢料的方式而言，贊成核電，我們就是種族歧視的環境政策之同謀者」（紀駿傑，1993）。當然，環境正義的議題絕不侷限在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以目前的台灣而言，由於經濟成長的意識型態仍主導著政府的主要政策，資本家與政府部門間緊密的連帶，因環境因素而導致的社會衝突也因此跟著日益嚴重。包括山坡地濫墾、西部濱海工業區的設立、高污染性工業的設立、核廢料儲存場、垃圾場的設置、道路的修築（如南橫國道）、產業東移政策、高爾夫球場與遊樂場的興建等都導致，或即將導致嚴重的生態破壞以及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衝突。環境正義觀點正可以提供一個系統性的思考模式來對各項生態問題及（潛在的）社會衝突作深入的分析，並讓我們做出合於社會正義與社會永續生存的判斷與行動。

　伍、結論

在全球環境破壞加劇，資源急趨匱乏的今天，由於土地利用、資源擷取與廢棄物排放問題而引起的社會衝突愈來愈嚴重，而其中尤其以少數族群及弱勢團體所遭受的侵犯與迫害最為顯著。環境正義觀點反對政府、資本家及其他強勢團體對於這些弱勢群體的「環境殖民」行徑，並主張消除貧窮，資源永續的共享，廢棄物的妥善處理，以及民眾的民主參與權利。透過這些政策與程序，社會中的強勢團體與資本家才無法繼續其「以鄰為壑」的迫害弱勢群體與生態環境的行為。當然，上述主張必須靠弱勢群體與民眾積極的監督政府與實際參與環境運動才有可能獲得成效。

在台灣，經歷了半個世紀盲目的追求經濟成長之後，美麗之島已經逐漸變為滿目瘡痍的生態災難區了。然而，政府及資本家卻在近年變本加利的聯手進行摧殘台灣僅存生態的行為：西部海岸的工業區化，丘陵地的高爾夫球場化與遊樂場化，山坡地的檳榔化，以及東部淨土的西部化。而為了經濟發展的目標，水利資源與能源的需求不斷的提高，水庫與核能電廠便一再的被推出。這些行徑，都造成了弱勢者，包括漁民、農民、東部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存環境一步步的遭受侵奪、污染與破壞的命運。而也是由於上述及其他生態破壞的行徑，近年來我們逐漸遭受到自然反撲的惡果，賀伯颱風只不過是個開端。因此，在台灣逐漸成為如此一個「為富不仁」的社會之時，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環境正義政策來保護受迫害的弱勢者，而這樣子的政策，也是在保障全台的長久生態安全。當然，作者重申，環境正義的實現，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受壓迫者與環境意識覺醒的民眾對政府的監督以及實際的參與環境運動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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