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原文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141-168。1998。
關鍵詞：我們共同的未來、環境保護、永續發展、臭氧層、蒙特樓公約、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育、保育帝國主義
keywords: our common fu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zone layer, Montreal protocol, national parks, wildlife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imperialism
摘要
自從1987年出版以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就得到全球許多國際機構、政府、民間組織與學術界的重視，該書書名所表彰的價值也成了環保論述的主流價值。然而，本文指出，該書雖然正確的點出了許多當前全球環境問題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根源，它所開的處方卻因為缺乏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視野而淪為空泛與不切實際的口號，甚至可能更加速環境的破壞。本文從環境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當前全球有關環境保護的論述、政策及其影響，主張環境問題是個特定於階級、族群、地域的問題，因此，解決之道也必須是相對應的。若未能針對這些特殊的問題來討論，則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很可能更造成強勢者壓迫弱勢者的後果，因而更導致環境的加速惡化，保育的企圖有了適得其反的結果。環境保護必定是關乎政治經濟的，類似「我們共同的未來」這般全體主義的思考方式與相應政策只能加深，而不是解決全球多數人所真正關切的環境問題。同時，根據過去的失敗經驗，本文主張唯有兼顧基本資源權與人權保障的環境保護政策，才有可能是成功的政策。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87, our common futur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ngos, and the academics; the values inherent in the book have also become the dominant value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while the book correctly identifies many socio-economic-political root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s solutions lack a political-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result in empty slogans, if not greater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pplying environment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policy and their effects, and argues tha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problems specific to class, ethnic groups and territory, which requir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f we fail to see this point, we will not only be unable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roperly, but may also result in furthering the oppression of the dominant groups over other groups, thereby accelerat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ust be about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alistic thinking such as 㺸our common future?will only deepen, not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concern. this article strongly asserts that only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basic human rights and resource rights c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become successful.
聯合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於1987年所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掀起了全球有關「永續發展」的口號呼喊以及相關討論、研究與國際公約的簽訂。不論是在學術界、政治圈、民間團體或媒體中，「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拯救地球」等觀念與口號被大量散播，而「環境保護」也成了90年代最「政治正確」的議題之一。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全球首次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共有一百多個國家的代表以及約9,000個非政府組織的20,000成員參與了這次的盛會(fisher, 1993: 3)。會中除了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氣候變遷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及21世紀議程(agenda 21)等重要協定之外，也促成了全球非政府組織的聯盟及提高其可見度與影響力。表面上看起來，地球高峰會成功的收割了80年代全球眾多地區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懷，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的影響之果實，並將之廣泛栽種培育。
該書最常被人引用的，便是它對於「永續發展」一詞的定義：「永續發展是滿足當代人之需求且未妨礙後代人滿足他們需求的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wced, 1987: 43)。該書認為，過去的國家發展策略往往以快速剝削自然資源的方式來滿足人類永無止境的物慾，這也造成了全球環境的急速惡化。而環境的惡化，不但使目前的發展模式無法永續經營，更將對我們的後代子孫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因此這也是一個「世代間不平等」(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的社會公平議題。
該書強調，人類高度的經濟活動量是造成全球環境問題的最主要原因，其間的關連性包括：
眾多的環境問題之間，彼此有相互關連性。
經濟發展模式和環境問題的產生有相互關連性。
環境與經濟問題和許多社會、政治因素有相互關連性。
上述各系統的特性之運作並不限於國家界線內，它們也跨越傳統國家疆界。(wced, 1987: 37-38)
因此，永續發展只能經由全面性的尋求人類活動、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與自然環境間的和諧關係來達成。
除了上述原則性的勾劃環境與社會間的關連性之外，該書也從制度面提出了下列人類社會應追求的基本主張：
一個確保公民有效參與決策的政治體系；
一個能在依靠本身且長久維持的基礎下產出剩餘與科技知識的經濟體系；
一個能提供解決因為不和諧發展而產生緊張的社會體系；
一個對於保留（未來）發展的生態基礎之義務表示尊重的生產體系；
一個能持續不斷追求新解答的技術體系；
一個促進永續貿易與財經型態的國際體系；以及
一個變通、且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行政體系。(wced, 1987: 65)
該書強調，上述目標的達成有賴於國家以及國際間的合作。然而，當前不論是各個國家內或國際間的政治經濟運作模式往往只鼓勵競爭，而不是合作關係，解決之道，主要在於工業化的富有國家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以及積極的促進國際合作。具體而言，該書建議增加對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的經濟援助與貸款，促進更開放與更環保的國際貿易，確保誇國投資的經濟與環境責任，分享環保科技，以及建立開發中國家的科技基礎(wced, 1987: 75-89)。
討論了上述問題與因應方針之後，該書對於當前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解決之道做了總結：在顧及環境維護的前提下加速全球經濟發展，不論是工業化或開發中國家(wced, 1987: 89)。該書認為只要加速全球經濟發展，工業化國家便有多餘能力解決自身的污染問題及「照顧」開發中國家的問題；而開發中國家也可以脫離「貧窮─破壞生態─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全球環境問題於是得到全面性的解決！也就是說，該書並不認為當前全球主流的經濟型態與環境破壞之間有任何根本上的衝突，相反的，環境破壞的問題需要更加速經濟發展才可能得到解決。
《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無庸置疑的是過去十年來有關永續發展論述最重要的文件。該書對於永續發展的原則性主張，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國際間應拋棄競爭、走向合作關係的緣由都做了清楚的說明。然而，該書對於如何達成它所設定的永續發展目標，除了提出上述原則性的建議之外，完全無法給予令人滿意的回答。adams便批評該書僅提出美好的願景，但是對於如何達到目標卻無任何具體主張（adams, 1990）。筆者認為，這其中最大的關鍵點便在於該書將環境問題看成全稱命題，並述諸道德與未來災難的恐嚇，而不是政治經濟與權力關係來理解。
首先，該書對於「永續發展」之定義除了流於空洞之外，更大的問題在於將「當代」人視為一整體，有著「共同」的需求與命運，可以為了「共同」的生態永續目標而打拼。在這些隱藏的預設之下，不但目前一般國家與國家、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奪事實被掩蓋與忽視了，就連工業化國家與經濟上較貧窮國家之間的剝削、對抗關係也被漠視，而只一再的強調所有國家之間「必須」建立合作關係。這就好像呼籲資本家與勞工「必須」團結以拯救地球的未來一般的沒有實質意義。brookfield因而批評該書為一政治性文件或政治性宣言，而非面對全球環境問題的科學性研究(brookfield, 1988: 128)。
更重要的，該書所主張的透過加速全球經濟發展可以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炒現代化理論被強烈批評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冷飯──不但是不可能，更是不可欲。因為以目前的全球經濟型態而言，加速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生態的更加速破壞，這與「永續發展」的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有關這點，我們會在下文有更詳細的分析。同時，該書所提的工業化國家也必須加速經濟發展才能有餘力幫助貧窮國家解決環境問題之主張，無疑是該書最眛於史實與國際政治經濟現況的一廂情願說法。因為根據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至今的近兩百年歷史，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不但代表著對於其它地區與國家的資源、人民之剝削，更是強化了歐美對於全球的宰制力量。放諸亞非拉各國，絕大多數在過去100年來都未能脫離貧窮陷阱，少數能脫離的國家主要也並非靠著歐美的「幫助」。因此，所謂工業化國家將更有餘力幫助貧窮國家的說法不過是該書作者們一廂情願的夢想罷了。
再者，強將全球人類視為一整體，認為不同種族、地域、性別、階級與年齡的人可以一起面對與解決「共同」的問題，更是烏托邦的想法。一個依索比亞或印度的窮人和美國中產階級白人的未來絕對是不一樣的：對前者而言，他的未來可能僅僅是下一餐或明天的糧食在哪裡。該書雖然點出了全球貧富懸殊所導致的生態問題，但是卻未能提出實際的政治行動方案來解決。況且，該書在談到國際間合作時都僅僅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無視於現今真正操控世界經濟力量的是全球少數的財團與誇國企業之事實(undp, 1996)。而該書完全無法說服我們，這些資本家的未來是如何和開發中國家的窮困人民「共同一致」的。
然而，《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的論述與口號在短時間內就成了歐美工業化國家的主流環保論述與口號，乃至於1992年在巴西里約召開的「地球高峰會」也是以如何使全球各國共同來保護生物多樣性、減緩全球暖化（以及21世紀議程中的許多項目）等為主要目標。然而，在這樣子追求全球之「共同」環境未來之時，地方性，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內的大多數窮苦人民之特殊需求就被忽視了。也正是因為如此，里約的會議才引發了工業化國家代表亟欲「保護」全球環境，而開發中國家代表卻強調經濟改善與要求前者支付環境保護費用的爭議。儘管對於工業化國家的多數中、上階層人民而言，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減緩全球暖化可能是他們共同的關懷，但這些絕對不會是佔地球多數人口的開發中國家窮困人民的主要關懷。他們有更迫切的生存關懷──材火、水、糧食、醫療設施等的來源。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減緩地球暖化對他們而言是不切實際而奢侈的想像；他們和那些西方人並沒有「共同的未來」。正因為如此，同樣在里約開會的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ngo)並不認為里約的官方會議是成功的(fisher, 1993; the ecologist, 1993)，他們主張正確的問題與關懷應該是誰來進行環境保護的工作，依據誰的利益？地球高峰會之政府會議所簽訂的各項公約是工業化國家人民所關切的議題與擔心的未來，絕不是全人類「共同的未來」。
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出版後十年，「地球高峰會」後五年的今天，我們環顧全球與台灣，似乎看不出全球環境問題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跡象。全球的森林仍然快速的消失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增加──而非眾多國家在高峰會議上所同意的逐年減低至1990年的水準；有毒廢棄物及核廢料的問題持續困擾著許多國家；水資源愈來愈匱乏；全球的物種數目持續的降低。更嚴重的是全球的貧富懸殊問題愈來愈嚴重，導致一方面多數的開發中國家（南方國家）人們仍必須以危害生態永續性的方式來達到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另一方面北方國家的多數人民以及包括台灣在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之愈來愈多人民繼續消耗全球大量資源與能源來享受奢華的生活。
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在批判《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本身，而是藉此批判來探討當前歐美主流環境關懷之侷限性，以及這些環境關懷如何主導著全球的環保行動，忽視，甚至壓抑了許多對於其它地區人群而言更重要的環境議題。本文主張，環境保護不能用全稱命題來論述與執行，因為這樣不但流於空泛而達不到效果，更可能助長社會中或國際上的強勢者以環保為藉口侵犯弱勢者之基本生存權與人權。「我們共同的未來」之說法犯了方法論的普遍主義(methodological universalism)之謬誤。再者，環境保護必定是關於政治經濟議題的，也就是本文上述的為什麼、哪些人有權來決定什麼議題是必須被討論與處理的，哪些議題是可以被忽略的，而這些權力行使的後果又是什麼？忽視這點，環境保護一定只流於不切實際的口號或只是避重就輕的行動（如做做回收）而無顯著成效的後果。我們在下文會對此有較詳細的討論。
環境保護之所以成為西方世界自1980年代以來的政治正確口號，最主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愈來愈多歐美人民意識到全球自然環境的漸趨惡化。然而，在這一波環保浪潮下較不被關注的是有關惡劣環境品質的分配問題──不論是在國際間或國界範圍內。即使環保運動者常常喜歡說「污染問題是超越各種疆界、國界的」，然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生態改變與環境破壞的惡果並不是平均的散佈在所有人的生活領域中。
西方社會科學向來只偏重於探討如何有效而公平的分配社會資源(social goods)，對於社會所生產的垃圾與各種廢棄物等不可欲的社會惡物(social bads)如何分配，以及資源擷取之後的生態後果由誰來承擔，則缺乏有系統的理論論述。西方政治學便常常將「政治」比喻為如何公平的切割與分配一塊大餅或蛋糕（喻社會資源）的學問。然而，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廢棄物與遭受破壞的生態環境，德國社會學者ulrich beck便問道：如果這個蛋糕是個有毒的蛋糕呢？beck指出，這時原有的你爭我奪之「零合」政治運作邏輯與關係便完全改變了，它們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理論與政策來對應(beck, 1995)。然而，1980年代以前的社會科學對於這方面完全缺乏有系統的論述與理論基礎，甚至直到今日，絕大多數社會也都還在摸索著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台灣社會近年來垃圾大戰不斷，核廢料最終處置廠址無法覓得，乃至於拜爾投資引發的衝突便是這個新型態風險政治的最好寫照。
在探討環境與社會的關係時，不少環境社會學者都會從物理現象，尤其熱力學的定律出發(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首先，根據物質不滅定律，物質不能被憑空創造，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是轉變形式而已。再者，熱力學的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以及第二定律──能趨疲定律則確認了能量在從它原來的形式轉換為生物或社會所使用的形式時，散亂現象（多餘的熱能）便會產生，而這過程是不可逆的。燃燒煤礦時，煤礦並不是不見了，而是轉變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懸浮微粒、煤渣等物並且產生多餘的熱擴散到環境中，這便是上述定律的最佳寫照。透過這些定律我們知道，人類持續不斷而且無可避免的經由自然資源與能源的擷取以及廢棄物的丟棄來改變、破壞自然生態。以目前人類的數量、技術水準以及經濟活動量而言，這種破壞與改變的速率已經遠遠超過生態體系透過自然循環系統（氧循環、氮循環、水循環、碳循環等），以及自然淨化作用來解決這些廢棄物與回復生態系的平衡之能力了。更何況，我們已經在生態體系中丟棄了大量的無法或不易被自然循環系統所解決的物質，如塑膠製品、氟氯碳化物(cfcs)、其它化學廢料及核子廢料等。
那麼，這些不能或不易被大自然消化的物質最後都跑到哪裡去了呢？如前所述，社會科學直到1980年代以前一直缺乏對於這些廢棄物「分配」方式的理論論述；政府也缺乏一套公平、合理的管理策略。於是，這些廢棄物便以兩種最常見方式被處置：第一種，是廢棄物製造者（個人、企業、工廠、農牧場、甚至政府機構）將廢棄物任意的排放、丟棄，讓這些廢棄物的生態後果由地區、甚至全球的不特定對象來承擔的「方便原則」。而這也正符合了垃圾學家(garbologist)所強調的現象：一般人對於垃圾處置的最主要態度便是「眼不見為淨」(rathje and murphy, 1992)。第二種，便是廢棄物的製造者依循「最小抵抗路徑」(least resistance path)的原則，將廢棄物丟棄在特定的地點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領域(bullard, 1990)。這些最小抵抗的特定地點，一般而言便是偏遠地區，包括地理的以及文化的偏遠地區(johnston, 1995)；而特定人群，則非各弱勢族群與貧窮社區莫屬。而這些廢棄物，尤其是有毒廢棄物(toxic wastes)與核子廢料破壞了當地自然環境，更影響了當地人的健康與生活品質。近些年來，許多的社會衝突便是因此而產生的。
立足於富裕西歐社會發言的beck認為，人類科技文明與物質文化不斷改變的結果，非但沒有將社會轉化為安全、舒適的居所，反而透過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反映在食物中毒、環境污染與各種疾病上）與危險的設施（如核電廠、化學工廠、油輪）而使現代社會成為一個「風險社會」(risk society)(beck, 1991)。beck認為，風險社會與工業社會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相當程度的打破舊有的階級關係。由於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核災變等對於不同階級的人有著相同的影響，舊有的資本/勞工對立的狀態將會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人與群體對於風險的不同界定，並促成了新的因定義權爭奪而引發的社會衝突(beck, 1991)。
筆者雖然同意beck認為工業化國家的人民愈來愈生活在充滿各種危險與危害的環境，但是對於他所主張不同階級的人所受的環境危害是相同的，因而舊有階級關係被打破的說法卻難以認同。goldblatt也認為，beck太過於強調全球性的以及長遠的環境危害（如核災變、溫室效應與臭氧層破壞）而忽視了許多地域性的以及當前便存在的環境問題，如空氣、水污染與有毒廢棄物的問題(goldblatt, 1996: 178)。相對的在美國，1980年代有許多學者與民間組織相繼投入有關有毒廢棄物處置地、污染性工廠與垃圾處置場分佈的研究，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發現這些「社會惡物」非常不成比率的被放在少數民族以及窮人社區(bullard, 1990, 1993a, 1993b;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 szasz, 1994; bryant, 1995)。這些發現的公佈激起了許多少數族裔的不滿與反抗，並促成了1980年代末以來，學術界以及民間團體有關「環境正義」論述與運動從美國發跡，乃至全球許多地方捲起一陣至今方興未艾的研究風潮之原因（參閱紀駿傑，1996）。
同樣的，人類不斷的透過資源的擷取以及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的建設來改變與破壞大自然（如砍伐森林、採礦、修路、建水庫等），後果亦是由不特定的大眾或特定的社會弱勢群體來承擔，而近年來許多的社會災難與衝突也因應而生。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強力趨勢之下，全球各地對於資源與能源的需求與日遽增，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地方，即便連水資源都已經或快要成為稀有資源了。人們對於資源與能源的需求，直接的導致自然生態的剝削與破壞，造成愈來愈多的生態災難與人民的苦難。台灣近年來最好的例子便是因為山坡地的不當使用而產生的水土保持問題。由於台灣地狹人稠，人口密度高居全球第二位（不計算香港、新加坡等都市型國家），加上政府、資本家甚至一般民眾沈溺與經濟成長的追求與金錢財富的累積，近年來山坡地被人們「開發」的壓力便愈來愈沈重。而開闢遊樂場、高爾夫球場，大量濫砍森林，種植經濟作物以及開路等活動大肆破壞了原本山坡地天然植被的水土保持功能，因而造成了1996年賀伯颱風帶給許多住民重大的災難。然而問題是生態破壞的惡果常常不是由破壞者來承擔，它更不是均勻的被分配在全球或社會之中，而是多半由全球與社會中的弱勢者來承擔(goldblatt, 1996: 103-4)。前述的各種「開發」者（從生態的角度而言是破壞者）往往是住在都市的資本家，他們並不會直接受到因水土保持不良而引發災變的影響。而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將自然生態看成自己的搖錢樹而不必擔心各種可能生態惡果的原因。
由本節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人類社會，尤其是社會中的強勢者、資本家、財團，不斷的透過資源擷取、人造物建設與廢棄物的丟棄來改變、破壞自然生態；而生態破壞之後，便會回過頭來對於人類社會，尤其是弱勢者產生各種負面的影響。也正是因為有這些負面的生態影響，環境保護的呼聲才會產生。然而，生態的破壞並非始於近一、二十年，為什麼要到了1980年代，環境保護才會成為一個熱門的「政治正確」議題，而環境保護行動似乎大力的開展呢？將環境問題視為人類「共同」問題的觀點便無法回答此一問題，唯有將環境議題重新擺回政治經濟的分析脈絡，上述問題才可能有答案。而更重要的，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即使環境意識似乎明顯的提昇，環境保護工作似乎「努力」地在進行，全球環境卻仍一天天的惡化。下文便是針對這些議題作更深入的討論分析。
要回答前述的問題，首先必須將環境問題從全稱命題改變為特稱命題。簡單的說，並非在1980年代，環境的破壞與惡化突然變得嚴重起來，而是在1980年代，歐、美地區的中產階級白人才普遍感受到他們的生存環境以及他們所喜好的動物受到威脅，環境保護因而才會成為一股新興潮流。當然，1960年代卡遜女士(r. carson)出版的《寂靜的春天》、1970年代的地球日活動、兩次的石油危機、以及大型環境災變如美國的三哩島事件等都有助於提昇人們的環境意識(gottlieb, 1993; goldblatt, 1996)。然而，筆者認為，這些因素並不足以讓一般大眾深刻地感受到生態破壞對於他們生存的威脅。一但地球日遊行落幕、加油站前不再排長龍、三哩島也沒有真正釀成長久性的災難，大多數人們依舊重新回到故有的，消耗大量能源並且以不斷消費來達到心裡滿足的生活方式。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一方面由於科學技術與研究，尤其毒素學(toxicology)、大氣科學、保育生物學、環境科學等的進步與發展，另一方面由於資訊的傳遞更為快速與廣泛，愈來愈多的西方民眾更能深刻感受到臭氧層破壞、全球暖化、以及有毒廢棄物侵入生活周遭等等的威脅。例如在美國，love canal的毒害事件被拍成家喻戶曉的電影；在歐洲，有毒廢棄物透過陸路與水路在國際間四處流竄引發的爭議，以及車諾堡核災變造成的長遠影響等。再者，透過愈來愈普及的大眾傳播工具與生態攝影、報導等，歐美有錢有閒的中產階級也開始瞭解與關心許多遭受補殺與威脅的可愛動物，如大象、犀牛、鯨、虎等。作者因此主張，是這些對於自己生活周遭環境受到污染以及自己喜好動物（儘管是因為受大眾傳媒所影響）即將消失的危機感，共同促成了1980年代環境意識的普遍化與政治正確化，而環境保護的呼聲也因而跟隨而來。當然，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環境保護面項是經濟方面的。環保的呼聲固然對傳統產業帶來些許衝擊，但是它更帶來無限的商機，導致了1980年代環境工程、環境顧問以及回收/再製造業者的蓬勃發展與大發利市。而商品化的「環保產品」與「可愛動物」相關產業（填充動物、圖書、紀念品、電影等）更是普遍的在市場上攻城掠地。
然而，儘管環境保護的呼聲在1980年代強力的從西方世界掃向全球，這卻一點也不代表自然生態得到免於遭受破壞的保障。前文提及，以目前全球人口數與經濟活動量而言，欲維持社會體系的正常運作，人類必然需要持續的擷取資源(withdraws)、建造各種人為設施與丟棄廢棄物(additions)，而這些活動也必然導致自然環境的改變與與破壞。也就是說，當前人類社會體系的運作與自然環境的維護之間存在著持久性的衝突關係(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因此，環境保護不可能達到全面性的，因為這樣會危害到社會的正常運作（例如，政府不可能完全禁止有害廢氣、廢水的排放，而是將廢氣、廢水排放訂定一個「可容忍」的標準。）因此，對於全球多數的資產階級政府而言，他們對於環境問題的「標準看法」便是萬一發生問題再來解決；太多的環境管制將會對經濟成長這個首要目標造成負面影響(harvey, 1996)。即使國家立法來保護環境，法令的執行往往也處於空有完備法令而不加執行的「低度管制」的狀態，如台灣目前的情形（黃錦堂，1994）。這些法令與執法者一旦遭逢經濟掛帥的強勢政治馬上噤若寒蟬、自廢武功。《台灣2000年》一書便批評1990年代初的台灣六年國建是「政府民間合力破壞」台灣生態的悲歌（蕭新煌等，1993：93），環保單位全然無能以對。
再者，schnaiberg與gould也指出，企業不斷的透過其經濟實力與政治代言人來（一）阻撓立法（二）減低環保單位執行環境管制的能力（如減少其預算及人員編制）（三）遊走法律邊緣，甚至（四）賄賂政府官員，以使其工程可以順利進行，污染可以繼續排放(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年前才發生的「台泥花蓮廠擴廠」事件幾乎就是上述（二）至（四）手段的最佳寫照（參見蕭新煌，1997）。台灣的環保署在行政程序上應該是以「環境影響評估」法的執行為台灣生態把關的機構；實則，該法自1994年底公佈實施以來便不斷的遭到環保團體指稱為環保署為企業背書的橡皮圖章。而這也是在整理分析了台灣1991-1996年的環保抗爭運動之後，蕭新煌指出「行政單位常遭抗爭民眾質疑有圖利廠商之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蕭新煌，1997：83）。不但如此，許多學界人士也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無視於全球以及台灣環境持續惡化的現況，高唱「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的凱旋歌（參閱紀駿傑，1998），助長企業持續擴張之氣焰。
在這種「環境管制只能有限度的做做」之社會結構下，環境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便出現了：哪些環境破壞性活動會被限制，哪些不會？哪些人擁有決定權，為什麼？哪些人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哪些人因這些決定而受害，哪些人因而獲利(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 4)？更重要的是，哪些政治經濟因素與意識型態促成了上述的決定與後果？這些問題的形成，說明了環境議題絕對不是以各種振奮人心的環保口號與標語可以有效應對與解決的。環境保護的議題，必定是關於權力運作的；它與其它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議題一樣，不同的行動者（小至個人，大至國家甚或區域、洲）有不同的利益所在，也必定會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各顯神通。而與政治經濟邏輯相同的，社會中的弱勢者與全球體系中的弱勢國家或族群，往往也就會成為「環境保護」行動中的犧牲者。
正因為上述環境保護議題的特性，當前全球環境議題之受西方工業化國家所主導便不難理解了。以1987年在加拿大蒙特婁為了保護臭氧層而簽訂的蒙特婁公約(montreal protocol)為例，這個公約可以說是1980年代西方社會環境意識抬頭以來國際間最早為了保護地球環境而簽署的一個重大環境公約。蒙特婁會議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凝聚國際共識並且基進(radically)的簽署了具約束性的公約，自然是因為臭氧層的破壞對於人類具有無比，甚至最立即明顯的危害性。因為少了臭氧層的保護，太陽的紫外線除了會破壞農作物外，更會引起皮膚癌與白內障等疾病。然而，上述觀點全然是西方工業化國家人民的觀點。更正確的說，它是全球佔少數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產階級與富人的觀點。對於佔全球人口五分之四的開發中國家大多數人民而言，臭氧層破洞所可能產生的問題離他們大多數人太遙遠了。更正確的說，他們沒有那個「福份」去擔心那麼遙遠的生態破壞問題；他們有著更急迫的生存問題必須擔心。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1980年代中期，全球約有11億的開發中國家人口處於絕對貧窮狀態，這個數字遠超過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人口之總和（七億多）(world bank, 1990)。對於這些貧窮的人，以及其它生存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的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人口而言，他們所面臨最重要的環境問題是因為貧窮而造成的人口快速增長、林木砍伐、表土流失、漠化(desertification)，並且因此更加貧窮而難以自拔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adams, 1990; fisher, 1993)。也就是說，由於沒有其它可行方式，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窮苦人民以過渡剝削自然的方式來維持生活；而過渡剝削自然的結果是讓他們變得更加貧窮。即便《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也指出，貧窮是環境破壞最主要的原因與結果(wced, 1997: 3)。再者，開發中國家累積的外債──在蒙特婁公約簽署的1987年共約13,000億美元──使得他們每年必須輸出600億等值的資源以償還外債(fisher, 1993; miller, 1991)。外債負擔直接導致這些國家必須快速剝削自然資源，更造成環境的破壞。因此，對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人民而言，最迫切的「全球」環境議題絕不是臭氧層破壞的問題，而是如何減緩資源剝削、林木砍伐、表土流失與漠化。而要達到這些目的，最重要便是必須平衡西方富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並且使後者儘速脫離「貧窮陷阱」。
上述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生態問題終究會對全球環境產生影響。然而，這些問題及其根源的解決對於工業化國家而言不但絲毫不具優先性，而且和他們的自身利益相衝突。（這也是為什麼在里約的地球高峰會中，對於誰該支付環境保護費用的問題南北雙方一直談不攏的原因。）保護臭氧層對北方國家而言具有優先性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更在於：（一）臭氧層的稀薄在北方國家所處的溫帶地區較為嚴重(lean, hinrichsen, and markham, 1990)。（二）北方國家人民由於膚色白，他們所受紫外線的影響程度也比較嚴重。（經過20年，白人終於明白了六０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所喊出的口號「黑就是美」之真諦！）（三）更重要的，限制破壞臭氧層之cfcs的使用雖然會對北方國家的一些企業有所影響，但是更有不少企業能從發展替代品而獲致更高的利益(hurrell and kingsbury, 1992)。因此，由北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環境保護工作才會在1987年邀集各國來為了北方國家人民「共同的未來」簽訂蒙特婁共約；在這同時，全球許多南方國家的窮苦人們還必須為著他們明天的糧食而掙扎。
同樣的，在物種保護方面，1980年代也有重大的進步──就保護歐、美白人中產階級所喜愛的動物而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廣泛報導，以及環境保護團體的宣傳，貓熊、大象、犀牛、老虎、海豚、鯨等動物一一被活生生的帶入人們的客廳，而它們的安危也引起廣泛的關懷。在美國，許多環保團體的經費都是靠著「拯救大象」、「拯救老虎」等口號與圖片來維持的；環境保護相當程度的被化約為「保護可愛的巨型哺乳動物」運動。然而，在美國南方的窮苦黑人眼中，當他們為了捍衛自己家園而躺在馬路上阻止有毒廢料車入侵時，絕大多數的環保團體卻是無感於他們的遭遇，而忙著寄發「捐贈十五塊錢拯救瀕臨絕種的犀牛大象」的信件給以白人中產階級為主的「會員」。對於大多數美國弱勢群體而言，主流的環境保育運動向來就不是一個對他們友善的運動。例如在過去他們被禁止進入國家公園；狩獵團體、山岳協會也不歡迎他們的加入，即便如sierra club這個最在社會議題上最進步的社團在早期便刻意的以「會員推薦入會」的方式排除非白人基督教徒(jordan and snow, 1992)。而新一波的自然保育與野生動物保護運動同樣離他們太遙遠；他們有著更迫切的污染問題等著去面對與解決。也因此，許多學者與弱勢數族群批評美國眾多的環保團體除了是一種有錢有閒階級之「菁英主義」之外，更是無視於影響人與生態深遠的環境毒害及其主要受害者的存在(bullard, 1990; jordan and snow, 1992)。而歐、美中產階級不但自己喜歡這些巨型哺乳類，更強迫全球其他人都必須喜歡他們，為保護他們而出錢出力。有關這部份，作者在下節將有更詳細的討論。
更值得我們關切的是，在「保護可愛的句型哺乳動物」如火如荼的展開之際，美國企業在其本土與海外拓展的「漢堡文化」卻造成了中南美洲一片片森林的遭砍伐，大量物種的消失與當地原住民的流離失所甚或遭致滅族。根據生物學家e. wilson(1994)的保守估計，每年因熱帶雨林砍伐而導致的物種滅絕數目約在四至六千之譜，其中中南美洲便佔了相當大的比例。然而，這些現象與悲劇以及其長遠的生態後果卻不為絕大多數美國中產階級所關心。環境保護對他們而言，是保護自己所喜好的可愛動物而已，對於會妨礙到自己切身利益及生活方式的環境關懷，可以完全充耳不聞；不妨礙自己切身利益的環境議題，可以一往直前無所顧忌。而這也是1997年6月在辛巴威首府哈拉雷舉行的第十屆華聖頓公約組織會議的主要爭議點：有12個會員國的非南開發共同體遊說其它國家開放象牙出口，以使他們總值超過三千萬美元庫存的300公噸象牙得以進入國際市場；而以美國為首的許多西方國家卻極力反對恢復象牙交易（立報，1997年6月14日）。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作如下的宣稱：大多數白人中產階級丟下，甚至踐踏其它物種與人種而選擇和大象、犀牛等可愛的巨型哺乳動物構築他們「共同的未來」。作者因此主張，「環境保護」不能以全稱命題來作為論述與行動之基礎，因為這樣不但造成只照顧有權、有錢、有閒與有發言權者的「環境」而忽視弱勢者的環境，更可能導致對於後者的壓迫。環境保護的論述與工作必須是分權與去中心化的，它更必須批判由權勢者界定並投注社會資源來從事的片面、偏頗甚至壓迫的「環境保護」工作。國際間的環境保護現象與結構如此，各國國界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下文我將以生態保育、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的設立來做說明。
全球有關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的設立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這些區域的設置與保護全球各地的重要生態環境、野生動植物和海洋生物有重大的關係。然而，它們的設置，也往往造成了原來居住於該地居民的流離失所、喪失資源使用權以及其它人權的侵犯(wells and brandon, 1992: 1-2, johnston, 1995: 120; hitchcock, 1995: 169)。bonner就認為，西方殖民者用來征服非洲人的，除了槍砲彈藥之外，一般認為主要是靠三個c──文明，商業與基督教(civilization, commerce, and christianity)，但其實還有第四個c，那就是保育(conservation) (bonner, 1993: 64)。在保育的美名之下，許多當地人被逐出世代居住的家園，傳統的狩獵、採集等生計經濟活動也被限制，為的是白人自己得以從事狩獵或觀賞野生動物的活動。殖民時期的保育政策是不折不扣白人的保育/保障政策。
近一、二十年來，由於環境保護呼聲的分貝大大的提高，全球許多國家也陸續的成立了新的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然而，這些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的成立，有時候非但沒有達成保護生態體系與野生動植物之目的，反而造成了當地住民與政府保育政策的對立。一方面，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的設置地點，一定是在未受現代工商業文明破壞或影響太大的「偏遠地區」；而這些地區往往也是該區域的原住民或其它弱勢群體的傳統家園，他們深深地仰賴當地自然資源來維持他們的生活與文化傳統。另一方面，由於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強調不受人類活動的干擾，許多政府便採用強制性的「籬笆與罰款」(fences and fines)政策來區隔這些保護區與附近住民(wells and brandon, 1992: 1)。然而，這樣的政策不但剝奪了當地住民的傳統生計，更因此而遭來居民的反對與不合作，保育的目標也往往無法達成。在非洲的肯亞，馬賽人(maasai)長期的因為設立在它們傳統家園的masai mara動物保護區與amboseli國家公園而與政府對立，他們甚至曾經刻意屠殺政府視為珍貴動物的犀牛來表達他們的不滿(collett, 1987)。在泰國，khao yai國家公園的設立引發了當地住民與皇家森林部(royal forestry department)嚴重的武裝衝突，並導致雙方人員的傷亡(wells and brandon, 1992)。
印度學者guha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在於政府沒有認清保育，尤其是野生動物保育的本質。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野生動物保育政策源自西方的強力影響，並且是由五個主要群體所催生的：（一）都市居民與外國遊客，他們的目的是遊樂。（二）統治階級，他們視野生動物保護為維護國家尊嚴的重要工具之一。（三）國際保育組織如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與世界野生動物協會(wwf)，他們以背負神聖任務的心情來教育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與政府官員有關保育的職責。（四）國家森林或野生動物保護相關機構，他們負起國家交代他們的保育責任。（五）生物學家，他們基於「科學」的理由相信自然保育工作的價值(guha, 1996: 1-2)。更重要的是，這五個群體的人聯合起來仇視農民、放牧者、獵人與採集者，認為這些人是生態保護的敵人，而他們的保育工作則是為全人類謀求長久福祉的神聖職責。guha（1989）更舉印度的保護老虎計畫(project tiger)為例，批評西方環保組織如wwf與iucn為了保護印度的老虎、犀牛與大象，強行將美、加地廣人稀的國家公園系統帶進原本就人口密集的印度，結果只是取悅了歐美的白人有錢有閒階級和印度的上層階級，但卻造成世代居住於保護區及周遭之貧苦農民的流離失所以及各種悲慘的下場。
在上述結構之下，保育成了國家、社會菁英及國際環保組織與社會中弱勢群體之間的衝突，其結果往往是後者的更受迫害與前者之保育目標的無法達成。harrison便強烈主張，保護全球野生動物的代價永遠不應該由窮人支付，而若不顧及動物周遭人們的生存與生活，我們絕對無法保護住動物的(Harrison, quoted in derman, 1995: 200)。在檢視了歷史與考古資料，以及馬賽人與政府野生動物保育政策的衝突關係之後，collett不但認為馬賽人對於當地野生動物並不構成威脅性，並批評政府在馬賽人傳統上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處的家園劃定一個保護區的荒謬性。他更積極主張「如果將野生動物保護區廢除掉，馬賽人的例子或許可以呈現人性的至善面：他們可以提供一個人類與野生動物共存的典範。」(collect, 1987: 146)保護野生動物如此，其他保育措施的實行也是相類似的。
在台灣，保育的代價常常都是由社會中的弱勢，尤其是最弱勢的原住民來支付的。以國家公園為例，台灣本島的五個國家公園之中，有三個（玉山、太魯閣與雪霸）是坐落在原住民的傳統家園及狩獵、採集區域。當地原住民被迫承擔成立國家公園的所有社會代價，包括礦植物採集與狩獵、捕魚的限制；改變地表及地上作物的限制；地上建築物的限制等（紀駿傑與王俊秀，1995；張誌聲，1997）。更有甚者，國家公園雖然名義上是為了環境保護而成立，但是實際上它是選擇性的，以縱容漢人資本家而欺壓當地原住民的態度來做保護工作。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為例，該公園內目前仍有數量龐大的採礦活動進行中而未被禁止。座落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入口處的亞洲水泥公司長期以來在公園範圍內開採水泥礦，1995年該公司的礦權到期，國家卻同意延長其採礦權；1998年初經濟部核准榮工處在燕子口等地展延大理石礦的開採更是引發社會的交相指責。而同時，原住民在公園內以雙手檢取玫瑰石卻會遭國家公園送法辦。國家公園的例子清楚的說明了台灣的環境保護政策是如何的受到政治經濟因素的左右，它也更顯現了資產階級國家對於保育的真正態度為何。
同樣的，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山坡地水土保持問題愈來愈嚴重；1996年的賀伯颱風造成的眾多悲慘災難更是突顯出山坡地保育的重要性。然而，政府在賀伯颱風過後的主要山坡地保育政策僅僅對準在山坡地上從事種植的農民下手，下達山坡地坡度超過28度以上者必須強制造林的命令。同樣是造成嚴重水土保持問題的開路、採礦、建設公司蓋房子、財團興建遊樂場與高爾夫球場卻依然不受限制，甚至享有「就地合法」的特權。再者，在花蓮縣境的水璉地區，內政部於1984年基於「生態保育」的理由將水璉牛山地區公告為自然保護區，嚴格限制當地居民對於該地生態之改變與破壞。然而，當財團於近年提出在該地闢建勢必造成嚴重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的燃媒火力發電廠時，經濟部竟然初步核准其申請。上述例子更凸顯了台灣政府從事「生態保育」的猙獰面目：國家動用公權力來限制沒權沒勢的小老百姓和弱勢族群不改變生態──為的是確保有權勢者甚至政府機關本身能獨享破壞生態累積金錢財富的權利。
環境保護是1980年代以來由西方國家所吹起的一股「政治正確」風潮，這股風潮在1987年《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出版後就受到該書全體主義的環保論述所主導。而同時，由西方工業化國家的中產階級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關懷所推出的環保議程也被運作成全球人民應該共同優先關懷的環保目標，許多國家的生態保育措施則強力、強制的籠罩於偏遠地區的弱勢群體之上。這種「環境保護」潮流的後果便是全球眾多的弱勢群體都被強迫為強勢者的未來犧牲奉獻。
作為一篇批判性論述的文章，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主張環境保護議題必須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本文同時批判全稱式的環境保護主張，認為這種主張不但流於空洞且於事無補，更可能造成造成對於弱勢者人權、環境權的侵犯。「我們共同的未來」雖然可以被認知為強勢者「應該」幫助弱勢者解決生態與生計問題，以保障人類共同的未來生存──在教育上應該推廣的方向；它更常被詮釋為強勢者可以強迫弱勢者減少生育、保護動物、遠離國家公園以達成環境保護目標的「保育帝國主義」。
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台灣一方面也有愈來愈多的中、上階層受到西方環保論述的影響以及對自身福利的憂心而開始對於本文所討論的「可愛的巨型哺乳動物」、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等環境議題產生關懷；另一方面，台灣卻仍有眾多人民無暇或「沒有福份」顧及這些議題，但可能對於他們生活周遭的生態破壞如水土保持、污染、垃圾等問題保持高度關懷。因此，根據上文的討論，在台灣談保育工作時也應避免因專注於特定的環境關懷而造成對於弱勢者的壓迫，如前述國家公園的例子。過去台灣的保育團體串連國際保育團體來對政府、社會有關野生動物保育工作施壓時，曾經對台灣的最弱勢者──原住民造成極大的傷害，致令原住民背負「野生動物終結者」的莫須有罪名與污名。這也是保育團體在從事保育運動時必須加以檢討與深思的。有關分析台灣社會在這些方面的論述與關懷，由於並非本文重點，因此仍有待研究者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環境保護不應該成為政府與強勢團體，甚至保育團體聯手壓迫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的手段；環境保護的代價更不應該由社會中的貧困者來支付。而唯有針對特殊區域、族群、階級等差別與需求制訂的環境保護措施才可能避免上述結果。因而，成功的環境保護必然是分權的與去中心化的；目前國際上環保議題之受西方國家主導就注定了它必然是問題重重的。反之，從政治經濟、環境正義與風險分配的觀點來探討環境保護的議題，才能發覺環保論述與行動的問題所在，而唯有兼顧資源權、人權的保障與生態保育的環境措施才有可能成功的達到環境保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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